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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小鲁的中国梦:一个人人坚持独立人格 独立思考的社会

2019-09-30 07:17:22 来源:工人日报

  

 

中国走向平等,应该保护人的权益,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,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、独立思想。

我们这么小的公司,还要接待这领导那领导。土地要批,物价问题也要批。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是很少见的。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。

我做的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应做的事情,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赞扬,我一做就得到赞扬,并不是因为我怎么好,是因为我的父亲。

陈小鲁的家在东城区一处巷子的深处,初冬的北京尚未换上萧瑟。胡同之外,是如织的游客、拥挤的小吃摊,还有印满了毛主席像与雷锋画像的流行T恤;而在胡同尽头,青砖铁门的旧宅里,摆满了木雕、绘画与书籍,67岁的陈小鲁在其中回忆着往昔:“很多迷雾仍要解开。”

他是陈毅之子。许多年来,作为背负父辈盛名的“红二代”,陈小鲁始终远离喧嚣。如今他却主动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前:2013年10月,他组织了一场同学会,并公开向“文革”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。

陈小鲁总会想起父亲告诉他的两句话:一句是“别有优越感”,另一句是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。

“我父亲有很大的功劳,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战士拿鲜血堆出来的。”陈小鲁将其视为告诫,“‘文革’也一样,不反思,那些血就白流了。”

昔日八中那个年轻的学生领袖,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了。镜头前,陈小鲁陷入往昔回忆:“很多时候,我随波逐流。但我还是能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,没有随风倒。这是我聊以自慰的。”

“文革”时,反思就开始了

南方周末今年,你带头为“文革”批斗老师的行为公开道歉。你是否曾想过,为什么当时一群孩子要如此凶狠地打他们的老师?

陈小鲁:1966年我们在学校,突然间团组织没有了,老师没有了,校领导没有了,父母没工夫管你了。你被放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环境里,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可以成为一个战斗的人,可以成为一个红卫兵,可以随意批判校领导,你对什么不满意,写稿子送到印刷厂免费帮你印。

我们年轻人崇拜毛主席,响应毛主席号召。谁是阶级斗争对象?老师和校领导。学生和老师、校长之间一般就有矛盾,矛盾激化后,我们得到宣泄的机会,没人管,可以随便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从北京先搞起来的。北京八中、女附中、四中……利用青年的热情,第一波冲击是中学,第二波在大学,然后慢慢扩散。

南方周末: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“文革”?

陈小鲁:《人民日报》之前的社论说:“文斗才能触及灵魂,武斗只能触及皮肤”,但是后来我们八中的书记自杀了。受虐待,忍受不了自杀的。他死了之后,脖子拴着线,吊在那里。我们把他火化了,还要在全校讲这是自绝于人民。这个事儿让我思考,中国话怎么说?人命关天。

南方周末:这个思考带来什么转变吗?

陈小鲁我们后来成立西城纠察队,就是不满意当时红卫兵的暴力行为,要制止教育。你想想新中国成立64年以来,什么时候允许老百姓自己成立组织?我们实际只是个纠察内部的组织,不是造反的。一开始,是到北京车站负责维护秩序。后来跟造反派发生冲突,变成了运动的泛滥,结果就是天下大乱。再后来,总理把我送到部队去了,隔离起来,保护监督。

南方周末:作为红二代,你被保护起来了。

陈小鲁:总理这个安排是非常巧妙和智慧的,大家都满意。我在部队可以发展提干,对父亲和我,都是最好的一种选择。到了39军后,我也没改名字,大家很快就知道了。很快我就成了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职干部。

但是,形势很快又变了:1975年兴起了批邓、反右倾翻案风运动,我所在的团又是军区“学习小靳庄”的典型,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。我是政治部主任,要主管“批邓”和“学小靳庄”。一个青年干部,你不做也不行,违心的话必须得说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我们全情投入,我从一个冲动的造反学生,到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,真是为了革命、国家。但到批邓的时候,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。我给岳父写了信:“道不同,不与为谋”,申请了调动。我不会因为名利或者迷信毛主席而跟风批邓——这表明我的一个转折,这是我“文化革命”中最大的收获。

当了头、造了反,就得负起这个责任

南方周末:你不希望再像过去那样?

陈小鲁:批邓结束后,“四人帮”一粉碎,我就下了决心:我这辈子不再说违心的话了。当时觉得“四人帮”粉碎之后,就搬掉了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石头,中国走向平等,应该保护人的权益,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,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、独立思想。

南方周末:所以,多年来你一直在为“文革”道歉?

陈小鲁:1988年,我们成立同学会,就是为了解决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;两年后成立“奖教基金”,补贴母校教师的生活,也是对被批斗的老师有一份愧疚。

政治运动给我们的人生打下一个烙印。过去,私下里也有很多同学道歉。你去反思的话,你会学到很多东西。你不去反思的话,那么重大的损失就白费了。不能说“文化革命”人人有罪,我们当时1000个人,是不是人人都造反了?不是。是不是人人都当头了呢?也不是。我当了头、造了反,我就得负起这个责任。

“文化革命”从来离我们不远,我经常引用的是砸日系车主的事情。我们正在整理一部北京八中“文革”大事记。希望把这段历史留下来。八中有辉煌一页也有黑暗一页。我们既不能忘记辉煌,也不能忘记黑暗。

南方周末:“文革”后你去了海外工作,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什么?

陈小鲁:1976年我调入总参二部后,当然是参加学习,从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。1981年我去了英国,做驻英的武官助理,主要工作是研究英国的军事情况,当时我们的政策还是联美反苏嘛。

到英国前,我从书本上唯一了解的是“伦敦雾”。结果下了飞机,蓝天白云,草是绿的,还很暖和。那时我才知道:我们的宣传过时了。

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,他们的25号高速公路就差几公里连不上,因为一个老头不肯让房子被拆掉。报纸上刊登着他的照片,端着猎枪,谁来跟谁拼命的样子。那时我很感慨,他不卖他的土地,国家保护,强征不了,不像我们。

南方周末:但4年后你就选择回国了。

陈小鲁:我在英国待了四年半,回到中国却发觉自己落伍了。国家的变化也非常快,三中全会也开了,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出来了,中国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:我记得1983年放假去温州玩,很惊奇那里有了夜市、小摊,小市场半夜都做着生意。

“文革”我在部队时,那里的农民干了一年还欠大队三毛五毛钱;到了1980年代,农民就有钱了。改革开放的势头这么猛。那时农村搞承包制,工厂也要承包,我回来发现听不懂,很多人说我落伍,语言还是五年前的语言。我就想不能差太远了,1985年就回国了。

(责任编辑:鄂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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